一种DA和大便中检出的DA一致，这说明大便的人接触过周彤的内裤。

我们一阵兴奋，在没有监控和其他线索的情况下，烟蒂和大便中的DA自然成为侦查破案最重要的依据，这给案件侦破带来一道曙光。

可是大家很快又冷静下来，我们国家没有大规模的DA数据库，仅凭DA检验结果去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经过和市局徐法医商议，我们决定采用“”染色体进行家系排查。我市已经完成了“”库建设，本地所有常住家族都完成了采集和录入。

遗传学上，男女的区别就在于男性有“”染色体而女性没有。每个男性都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染色体，并传给男性后代。理论上同一姓氏的男性家族成员体内的“”染色体来自共同的祖先，它体现了种姓的传承。

我们只需在同族的几代人中分别采集几个样本，就可以确定整个家族的“”染色体特征。如果某个嫌疑人的“”染色体比中了某个家族，那么可以基本确定他就是这个家族的一员，这就极大地缩小了侦查范围。

市局对三名嫌疑人的DA进行了染色体检验，有了意外发现。白沙牌烟蒂和大便中的染色体具有同源性，也就是说，他们俩来自同一个家族。

在进行“”系家族排查前，需要对嫌疑人的特征进行刻画。夜晚的大队会议室安静肃穆，各种情况汇拢过来，案件的其他线索非常少，缺乏有价值的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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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信息。听完我和王猛的汇报后，冯大队希望我们从技术上寻找突破口。

关于嫌疑人数量，多数同事认为应该是两到三人，理由很简单：一是有三名男性到过现场，而且其中两人来自同一家族，结伴作案的可能性很大；二是同时控制三名女童，一个人可能有难度。

关于女孩被但是损伤不严重的事，大家展开了讨论，最终形成了几乎一边倒的推论：嫌疑人性功能不行，以至于无法用官完成。

看到我一直在沉默，冯大队长让我说说看法。

关于作案人数，我倾向于单人作案，一个人完全可以实施和杀人。因为从尸检看，三个女孩的死亡原因是一样的，都是掐颈导致窒息死亡；而且三个人的损伤方式包括损伤的特点和程度都基本相同。

关于嫌疑人的年龄，我觉着嫌疑人应该是青壮年。因为三名女孩的尸僵都没有出现转移，说明死后位置没有变动，那么塔顶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孩子们是活着上塔的。假如是体弱的小孩或老人，对三名女孩形成控制的可能性很小。

我根据尸检提出另一个推断：1号死者林莞青体位是趴着的，但尸斑位于背部，而且大腿内侧有死后伤，这说明她死后被翻动甚至被猥亵过。所以嫌疑人很可能在现场逗留时间较长或作案后回到过现场。

我牢记师傅的教导，只是从法医角度去分析案件，但会议室里还是炸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

最终冯大队长拍了板，作案人数还是考虑2人以上，但年龄被划定在10岁到65岁之间。根据现场的两个烟蒂，推断嫌疑人经济水平较差。

回到办公室，我没有开灯，李筝过来安慰我，她说我分析得很有道理，只是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DA检测的主导地位，对DA结果深信不疑。

很快，通过与“”库比对，白沙牌烟蒂和现场大便中的染色体比中了齐风市一个褚姓家族。四枚哈德门牌烟蒂上的染色体比中了齐风市的一个王姓家族。可是这两个家族分支和成员非常多，大家感到一阵头疼。

我找到市局徐法医求助，徐法医告诉我最近他研制了一种新型试剂盒，可以做60多个位点。

同源染色体随着多次复制和遗传，有些遗传物质会逐渐发生微小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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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多的好处就是可以检验和区分这些细微差异，从而细化家族分支，缩小侦查范围。

DA室传来捷报，哈德门牌烟蒂DA直接比中了一名王姓嫌疑人，白沙牌烟蒂中的DA比中了褚姓家族的一个人数不多的分支，但是粪便中的DA没有比中本地分支。

拿到检验报告，我们傻了眼，王姓嫌疑人居然是看塔人王健。王猛拍着脑门儿，懊恼地说：“我之前咋没想到他就是凶手呢?监守自盗这种事并不稀奇啊!”

我点了点头：“这下可以解释林莞青尸斑位置矛盾和死后伤的问题了，王健有塔的钥匙，具备作案的便利条件!至少，他具备猥亵尸体的条件。”

事不宜迟，马上向领导进行了汇报，刑警队派出大量警力，一方面对王健进行传唤，另一方面对比中的那支褚姓家族进行调查。

虽然王健有进出现场的正当理由，但女孩的尸体已经告诉了我们真相。审讯时，王健涨红着脸，承认发现尸体后想找找有没有值钱的物品，在看到女孩们半裸的尸体后，忍不住猥亵了林莞青的尸体。

看来并不是凶手在现场逗留或重返现场，而是王健动了尸体。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分析，假如王健是凶手，他一定会选择转移或隐藏尸体，尽量延缓尸体被发现的时间而不是选择报案，他不太可能是凶手。

回到办公室，王猛说：“刚才我问了李队长，褚姓分支里有个叫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