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清查土地和普查人口，而这一查，也给成都也迎来了一阵腥风血雨。

张松说服了约两成的益州豪强，靠着交钱交地，并向吕布表达诚意，从而免去灾祸，但剩下的豪强，要么是被吕布抄家灭族，要么是因为害怕被吕布灭族或厌恶与吕布共事，带着一部分资产，向东跑到任岐的地界了。

有两成的合作者其实已经算是不错了，回想起当初吕布在凉州时，汉阳郡几乎所有大姓全部与吕布为敌。但如今，却真有一些世家大族，甘愿受罚也想主动对吕布示好，并推荐自家人寻求在吕布手下当官。原因也不难理解，当吕布杀的人不够时，他们以为自己能够反抗吕布的秩序，因此团结起来对付吕布。但当吕布杀的人越来越多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由吕布主导的新秩序的到来是一种必然，如此便有越来越多像张松一样的人选择与吕布合作。

毕竟，当天下土地全部被重新分配时，先站到吕布一边的识时务者，受到的损失最少。

吕布如今其实已经开始实施通过考试，不看出身，以科举选官，只不过他目前为止基本是走到哪就考到哪，或者命官员在某一地区进行小范围的选官考试，还没有举行全国范围内的选官。

尽管吕布的选官制度不看出身，只看才学，但因为家境优渥，更容易读得起书的世家大族依靠相对优渥的家境，注定还是更容易在吕布的选官体系下获得重用。

对于这一点，吕布也算是默许了，即便改变了原本察举的选官制度，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名门望族在科举选拔中注定也会更占便宜。吕布能做的也无非是定期派遣一些官员，到乡间开办一些免费的“义学”，通过更广泛的普及知识来制衡被他削弱过的士族门阀。

这些受到教育的寒门，将来即便不能被科举选上，也可以通过武举当兵，借功绩成为武官，如此便可进入门下省，担当侍中、侍郎，来监察那些士族出身的文官。

在这段时间，吕布则亲自坐镇成都，他十分勤政，每天就骑着赤兔马，亲自监督士兵们清查世家的土地，并且随机将之前查过的土地再查一次。

期间如果发现士兵收受贿赂，帮世家大族虚报土地，那不光砍本人，还要连着三族一起砍。正因为吕布无论在凉州、三辅还是汉中、益州，总是在查地的时候亲自到一线去查，所以行政效率极高，因此很难有被官员欺瞒的空间。

而在这一顿操作之后，吕布也基本获得了益州地区可靠的人口数据，二百四十万人。

豪强们纷纷逃走，在吕布看来，你们爱逃就逃，反正地是带不走的。

益州的耕地同样有不少，这一地区因为都江堰创造了良好的水利条件，在如今已经基本开发完毕，再加上汉中、绵阳一带的耕地，清查后加起来有足八百多万亩。

相比之下，三辅耕地约三百八十万亩，加上凉州在吕布迁人开垦后，也只有二百万亩，加起来不及益州的四分之三。更何况成都平原的农田大都是水资源充沛的稻田，有着更高的产粮，大量土地能达到五石的亩产。

此外，蜀地还有知名的物产蜀锦，因为质量较高，可以制成之前朝廷常拿来赏赐吕布等立功官员的丝绸材料一嗛。

一匹嫌大概相当于两千钱，虽然嫌未必是蜀锦，但优良的蜀锦必然是上等的嫌。嫌是可以直接当成和货币一样的硬通货流通的，而能够大量产出练，就相当于是在大量印大额钞票。只不过，因为之前的战乱，蜀锦的生产也遭到了破坏，但若能恢复生产，也必将为秦国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清查后，吕布从地主手中收回农地四百余万亩，相当于益州总耕地的一半。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最富饶的成都平原收回的，作为豪强，自己占据最肥沃最集中的耕地，把老百姓们赶到丘陵和山里，对豪强而言属于常规操作。如果只论成都平原的话，那么实际上七成以上的土地，都不属于百姓，而是属于世家大族，此处的百姓大都不过是替世家大族耕地的佃户罢了。

像绵阳、梓潼等地，因为农田松散，反而没有成都平原那样严重的土地兼并。对于那些世家大族来说，他们是真的雁过拔雁，大头都进了自己的口袋，给朝廷喝点汤。

于是，当吕布收回这四百万亩地后，也毫不犹豫的拿出二百万亩，把土地给那些农民分了。同样，吕布又下令，再拿出一百万亩成都平原官田，将一部分关中非府兵区的百姓分五年迁到成都。把关中的一百多亩地新设为府兵区，然后定制计划，在之后的五年内，每年从全国按统一标准，每年从全国选拔一万人进入中央军。这其中，益州自然也在武举选拔的范围内。

众所周知，在吕布的治下，能当关西武官一直是其核心力量，而在益州进行武举选拔，也正说明吕布的态度一一秦国的高级军官就是凭本事当的。不管你是哪里人，出身贵贱，只要能通过武举选拔，都可以来当关西人。

而此次将一部分关中的非军户迁到成都平原，不光是为了空出关中足够的土地以容纳新来的军户，同样也是让这些新被纳入统治的人，学习一下相对更加尚武的关中人。

显然，这些被迁走的关中人，也会有不少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