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培国有个儿子叫蒋英杰，高中毕业后在城区一家工厂打工。

蒋培兴夫妻两人还有个10岁的女儿叫蒋佳彤，在老家那边上学，平时由爷爷奶奶帮着照看。

蒋培兴和妻子董素琴来城里已经有将近10年了，最初在一处工地打工，后来低价盘下郊区这个院子，开了家废品收购站。

据同村村民反映，蒋培兴夫妻二人比较“能卧子”(意思是能力强),比一般人想得远，也能吃苦耐劳，所以很快就把废品收购生意做大了，还在家里盖了2层楼。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大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城区一半的废品收购站都是蒋培兴的老乡开的。

蒋培兴的哥哥蒋培国说，大家见蒋培兴发了财，都去上门取经，发现废品收购行业利润很高，大有可为，于是很多脑子活络的村民就进城从事废品收购行业了，多数人都发家致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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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培兴除了在老家盖了楼，银行卡上还有50多万存款。有位同事感慨地说：“咱忙死累活的，风险也大，还不如人家收废品的挣得多。”

赵法医把脸一板：“挣钱再多有啥用，大人孩子全没了。”那同事赶紧闭了嘴，脸色煞白。

有些事，再急也没用，日常工作也不能耽误。幸运的是，半个月后，案子终于有了转机。

那天阳光明媚，我和赵法医在法医门诊坐诊，推门进来俩小伙子，手里各自捏着派出所开的鉴定委托书。

其中一个小伙子鼻青脸肿，左眼眯成一条缝，眼睑肿得紧绷发亮；另一个小伙子下巴上缠了一条绳，连着一顶白色的网状头套。

我盯着那个戴头套的小伙子看了半天，总觉得有些面熟，等看到身份证后，才想起他是谁。

伤者叫蒋英杰，废品收购站案子中死者蒋培兴的侄子。那天在公安局门口举横幅的人里面就有他，大高个，很显眼。当时离得远，没看仔细，今天一看，小伙子长得挺帅，眉清目秀。

昨晚在饭店吃饭，蒋英杰他们几个和邻桌起了争执，双方混战。对方人多，蒋英杰这边吃了亏，几个人都受了点伤，蒋英杰头上被对方用酒瓶开了瓢，去医院缝了7针。

蒋英杰本想缝完针就回家，可同伴咽不下这口气，直接报了警，派出所值班民警当晚就把打架的双方全部弄进了派出所。

双方都在气头上，谁也不服谁，调解不成，都要求做伤情鉴定。但一听需要交鉴定费，伤得很轻微的几个人就打了退堂鼓。

蒋英杰摘了头套，我给他量了创口，5厘米，我问他有没有其他伤，他说没了。

赵法医忽然盯着蒋英杰的胳膊问了句：“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是这次打架打的吗?”

蒋英杰迅速把胳膊往后一缩，几秒钟后摇了摇头：“我忘了，当时很乱。”旁边小伙子凑过来说：“就是这次打架打的，那伙人太狠了。”我瞪了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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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闭上嘴。

赵法医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心领神会，拿出相机，让蒋英杰靠墙站好，蒋英杰个子很高，目测得有185厘米。借拍照的工夫，我对他说，伤情鉴定需要进行全面检查。

蒋英杰的手背上有3道平行的纤细疤痕，看起来像是被人用指甲挖过，结痂褪去以后，颜色要比周围浅。

左前臂靠近手腕的地方有一处皮下瘀血，颜色已经很淡了，但还能隐约看出点轮廓，好像有个直角边。我忽然联想到了蒋培兴头上和手臂上的损伤。

我很确定，单从形态上看，蒋英杰左前臂的损伤与废品收购站命案中受害人的损伤类型是一致的，都是钝器伤，致伤工具都有直角边，但这似乎也说明不了太多问题。

我见蒋英杰递东西、签名都用左手，顺口问了他一句是不是左撇子，他点了点头。

我查看了他的右手，大拇指根部和手腕交界处，有一圈椭圆形不连续的色素沉着，我赶紧贴上比例尺拍了下来。

我抬头看了蒋英杰一眼，他把目光移向一边，不和我对视，但表情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我再次问他胳膊上这些旧伤是怎么来的，蒋英杰说是前段时间和人打架了，当时没报警。

尽管心中有许多疑虑，但我们还是让蒋英杰离开了。一方面，蒋英杰是这次打架的受害人；另一方面，他也是废品收购站命案中的受害人亲属，我和赵法医不能贸然行动，更不能打草惊蛇。

他们走后，我对赵法医说：“真是不幸的一家人。”赵法医没说话，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慢慢抽着，很快屋里就弥漫了烟味。

“我都看到了。”赵法医把半截烟摁进烟灰缸，“凡事都要讲证据，目前我们的证据还不充分。”

我刚想争辩什么,听到门外似乎有人在争吵，我想起身出去看，门却一下子被推开，进来五六个男人。领头的那个穿着灰色西装，腋下夹着一个小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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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不高，留着板寸，眼神好像有点凶。

他伸手把鉴定委托书递过来，露出了手腕上金灿灿的手表，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我接过委托书，瞥了一眼，明白眼前这几个人就是和蒋英杰他们打架的一方。

受伤的不是